林彪秘书关光烈不为人知的事
迟泽厚
叶群及工作人员，关光烈（右一）
迟泽厚，曾担任黄永胜的秘书，并历任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及动员部部长。
关光烈，曾担任林彪的秘书，并曾是原43军127师的政委。
初识关光烈
据我所知，关光烈堪称在林彪麾下任职时间最久的秘书。
我与关光烈，同在上世纪50年代初由野战部队调至中南军区机关。他供职于军区政治部组织部，而我则在司令部办公室任职，担任军区参谋长黄永胜的秘书。我们各自居住在不同的院落，且工作职责亦无交集，因此并未相识。
1955年，中南军区的主要构成部队进行了改编，正式成立了广州军区。在这一重大变革中，黄永胜被任命为该军区的司令员，而陶铸则担任了政治委员的重任。
军队的领导体系实行的是在党委集体领导下，首长们分工协作的责任制度。陶铸虽身为军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但鉴于他主要负责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职务，军区党委的日常活动便主要由第二书记黄永胜主持。
传统上，党委工作由政治机关主持，关光烈被任命为军区党委的秘书，主要职责是通知会议召开并做好会议记录。当黄永胜下令召开会议时，我便负责通知关光烈，而他则负责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
军区党委常委办公会召开得最为频繁，有时甚至每隔一个月或十天八天便有一次会议。在这频繁的接触中，我与关光烈先生交流甚密，双方谈得颇为投机。在那个运动不断、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责难的年代，我们之间无需相互提防。
林彪和Ｗ秘书的一段插曲
1959年1月，关光烈被任命为林彪的秘书。此次人事变动纯属偶然，甚至带有几分不可思议。
自1950年代中叶起，林彪每年冬季都会选择广州作为避寒之地，逗留时长往往长达一两个月，有时甚至超过两个月。为此，他在广州市政府为叶群谋得了一个副局长职位，而林立衡与林立果姐弟则得以在军区大院相邻的八一小学就读。
1958年12月，林彪携全家再次踏上南下的旅程。初抵广州，他们停留数日，随后夫妇二人前往位于海南岛最南端、地处榆林要塞区的元帅府，在此度过了一段时光。新年来临后，他们重返广州，入住白云山军区鸡颈坑招待所的一号楼。
林彪彼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党内的排名第六，然而鉴于他当时正身处养病之中，中央并未对他进行具体的职务分配，因此他仅配备了一名秘书。
该秘书姓W，据了解，其真名为吴欣峰——编者注。他出身于上海警备区，主要职责是处理文件收发及照料林彪将军的日常生活，本质上担任的是一位行政秘书的职务。在1958年，彭德怀元帅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我有幸与他有过一次接触，总体印象尚可。
林彪身旁并未配备年轻的女职员，然而，有消息透露，在海南期间，W秘书曾与招待所的女员工举止轻浮，引起了关注。
林彪通常寡言少语，秘书的琐事一向由叶群负责打理。然而，此次却不知何故兴起，他特别召见了W秘书，点明其最近“有轻浮之态”，并嘱托他务必谨慎自持。
首先，他选用“轻浮”而非“轻佻”一语，便巧妙地改变了问题的性质；其次，他将其描述为“苗头”，尚未构成既定事实。
不料，此秘书的反应让所有知情者无不感到震惊与困惑，他突然大声斥责道：“你竟敢诬陷！”
林彪未曾预料，昔日百万雄师的统帅，竟遭一介秘书的无礼顶撞。他一时间愣住，随即怒不可遏，高声斥责。
“你还未接受正规教育，请离开，这里不再需要你的服务。”
不料，那名秘书竟以一句出乎林彪意料的话语予以反击：
“你没权这么做！”
林彪怒火中烧，几十年间，党内军中无人敢于对他如此无礼！他竟至无言以对，唯有指着W秘书，手指剧烈地颤抖。
“你，你，你快走！”
林彪与W秘书的激烈争执，瞬间吸引了号楼全体工作人员的注意，他们纷纷涌至现场。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紧急派遣的保卫干部陈维纲，迅速将W秘书带至楼外，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即刻向上级进行了汇报。
在安抚了一时气急败坏的林彪之后，叶群随即向军区首长汇报了相关情况。
此刻，黄永胜司令员正身在高等军事学院深造，而军区日常工作则由政委刘兴元同志负责。她向刘兴元同志简要地说明了情况，并提出需为林彪同志选派一名秘书的建议。
刘兴元不敢有丝毫懈怠，即刻指令军区政治部干部部迅速将数位顶尖秘书的详细档案转送至叶群手中，以供其挑选，其中便包括了关光烈的档案。关光烈的档案迅速吸引了叶群的目光。
接下来是面试环节。关光烈仪表堂堂，面容慈祥，思维敏捷，学识渊博。他不仅拥有机关工作的丰富经验，还曾担任连指导员，对基层工作了如指掌。此外，他出身于全军历史最为悠久的127师，该师的前身是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战功显赫，被誉为“铁军”，而林彪将军也曾在此部队服役。
林彪与叶群均甚为满意。关光烈因此脱颖而出，荣任林彪元帅的贴身秘书。
他投身于此已近七年时光。起初，将近一年的光景，他的身边仅有一位秘书相伴。
1959年9月，林彪同志肩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及国务院副总理的重任，接棒在庐山会议上被认定为“反党集团”首脑的彭德怀元帅，同时兼任国防部长一职。
关光烈提及往事。
“自庐山归来，踏入北京毛家湾的那一刻，我发现胡同中新增了众多便衣警卫的身影。自担任国防部长以来，待遇果然有了显著提升。”
随着工作需求的日益增长，“林办”应运而生，并陆续吸纳了多位秘书的加盟。在这其中，叶群理所当然地担起了“林办”主任的重任，而关光烈则成为了秘书团队的领队。
1965年，关光烈以一番说辞求得许可，得以投身军旅生涯，林彪与叶群亦同意放行。他重返广州军区，被委以重任，担任127师副政委一职。三年后，他得以晋升为该师政委。至1969年年底，127师所属的43军接到命令，迁移至河南洛阳地区驻防，并正式划归武汉军区管辖。
被林立果团伙围困
他未曾料想，正当他在师政委的职位上事业蒸蒸日上，众多军区领导对他寄予厚望之际，一场政治上的巨大危机正悄然而至。
1971年9月8日，关光烈正于军部出席党代表大会，突然接到林立果自北京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那头告知“首长”有要事相商，叮嘱他即刻启程前往北京。
自离开“林办”以来，关光烈便与彼处断绝了往来。他已远去多年，而今此番召见亦违背常规，究竟是要他何为？
然而，他不得擅自询问。他向军政委王文德做了汇报，王文德虽亦觉事态略显诡异，但副统帅的召见，却是不可推辞的。
关光烈一到北京，就发现事情糟了，林立果是在打着林彪的旗号，干非法的冒险勾当。他陷入了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围之中。
林立果向关光烈透露了一部分内情，并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将127师配属喷火器、调配40枚火箭筒以及准备100套陆军制服等。然而，关光烈对此逐一以借口予以拒绝。
两日之后，林立果见其依旧毫无合作之意，无奈至极，只得命人购置了一张软卧火车票，将他送上列车，任其远行。
他重返部队之际，“九一三”事件突然而至。起初，他和众多同级干部一样，对此事一无所悉。他亦未曾向他人透露此次进京的经过。由于他并未主动提及，旁人，包括军队的领导层，自然也就无从过问，这是遵循的常规。
一人做事一人当
终究，43军的领导层收到了上级的紧急指令：要求127师的师长张万年（日后荣升军委副主席，荣获上将衔——编者注）与关光烈一同前往郑州，参加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
抵达郑州后，方得知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以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曾与他们进行过单独交谈。
刘建勋与张万年先行进行了一番简短的交流，然而具体交谈的内容不得而知。
在与关光烈交谈时，我向他提及了林彪在发动武装政变失败后，搭乘飞机逃离国境的往事。我要求关光烈详尽地描述他在北京参与的活动，以及他接受了林彪的具体指示。
关光烈直言不讳。
刘建勋却总觉得心中有所保留，便屡次催促他放下心中的疑虑，坦率地说明一切。此外，他对张万年的态度与行动格外关心，多次询问关光烈是否曾向张透露过前往北京的消息。
关光烈表示：“连我自己的妻子我都未曾告知，我又怎能告诉他呢？”
这才不再问了。
谈及此事，他郑重表示：“我独担责任，绝不随波逐流，胡言乱语，损害他人。”
关进秦城
关光烈不久后转至北京。
在处理“九一三”专案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与关光烈进行了数次交流。经过深入了解，纪登奎确信关光烈已将所有事实陈述清楚。纪登奎因此劝告关光烈保持镇定，强调此案并非仅与他一人相关。他计划在适当的时机，公开宣布关光烈以及涉及此案的其它人员一同获得解脱。
他入驻了西山亚洲疗养院，那里对他的照料颇为宽容，居住环境与饮食条件均颇为宜人。他渴望尽快重返部队，早日与亲人团聚。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此后便再也没有他的音信。
推翻了“四人帮”的统治，关光烈心中暗想，以往或许是受到了“四人帮”的牵制，此番他的困境或许能够得到解决。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后的某日，他突然遭到强制押解至秦城监狱，他的身份也随之“升级”，成为了一名名符其实的囚犯。
这场突如其来的重创，让关光烈心灰意冷、困惑不已，种种病症如同潮水般涌向他，他仿佛在一夜之间老去了许多。
经过一段时间的闭关，他的河南妻子终于获知了他的行踪，遂提出探监的请求，此请求得到了相应的批准。
妻子携同双胞胎子女抵达秦城，关光烈现身之际，孩子们对这位形容憔悴的老人，难以将其与记忆中的父亲画上等号。他们胆怯地低语询问母亲：“这是我们的爸爸吗？”
当时那位母亲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面对孩子们的提问，她又将如何回应呢？
被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同伙”。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新领导集体正式宣布，将针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展开公开审判。其中，北京将负责审理这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而那些被认定有罪的60名“同伙”，则将由他们所属的原单位进行相应的处理。
关光烈被遣返回武汉军区，其名字在名单上排名第44位。
关光烈被告知，其卷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阴谋，罪行深重，依法将对他的判决即将公布。
1981年1月，随着北京“两案”的宣判落幕，武汉军区机关亦举行盛大的集会，对关光烈进行了相应的审判。
在接到通知，要求关光烈做好出席宣判的准备之际，关光烈预见到自己可能面临被戴上手铐、出庭受审后又被解除手铐的程序。面对办案人员，他表情严肃地表示：“
“众位想必清楚我的问题所在，我的品行也早已为人所知。若真让我戴上手铐出庭，届时可别怪我让你们陷入尴尬境地！”
关光烈出庭时，并未被镣铐束缚。然而，他最终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我曾询问关光烈：为何恰好是十年刑期？
“我关了近十年。”
出狱后开店谋生
出狱后的关光烈，四大身份尽失：军籍、党籍、职务与级别。在拘押期间，尽管未正式定罪，他却仍领有薪资。扣除食宿费及零用钱后，每月仍有百余元结余。十年累积下来，这笔钱已超过万元，这在当时可谓一笔可观的金额。
关光烈向相关部门追询该笔资金的去向，得到的答复是“已上交”。既然资金已上交，便无法再行退还。起初的几年，他每月仅能领到60元的生活津贴。
他的妻子，一位曾在解放战争时期投身军旅、自尊心强烈的退役老兵，于1954年，随着中央军委的安排，众多女兵转业之际，她选择在广州轻工业学校深造四年，专攻酿造技术，最终成为一名专业的技术干部。
她原本居于127师家属区，自关光烈遭受审查之后，她不愿承受他人异样的目光，便带着两个孩子搬至她所工作的学校居住，从此拒绝重返营区。
她起初担任了数年小学教师，随后又转任中学教师。关光烈在洛阳安顿下来之际，正值当地推行改革开放，她的专业技能得到了认可，因而被委派至洛阳的一家啤酒厂担任厂长一职。
为谋生计，关光烈在龙门石窟周边开设了一家古董店，主要面向外国游客。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存在逐渐为邻里所熟知，众人对他颇为友好，并乐于伸出援手。
来到龙门的海外游客中，日本人占据着多数。他们对我国文化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关光烈精通日语，口才出众，同时具备丰富的历史和艺术知识，因此他的生意颇为兴隆。
1987年7月，我踏上前往西藏的旅程，此行是为了缅怀在早年平叛作战中英勇牺牲的战友。归途中，我特意绕道洛阳，探访了关光烈先生。我参观了关先生简朴的居所，并游览了他的文物商店。
自“9.13”事件爆发以来，关光烈身陷囹圄，度过了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涯。出狱之后，他在洛阳龙门石窟附近开设了一家专售文物的商铺。照片摄于1987年，关光烈（位于左侧）正热情地在其微不足道的店铺中迎接前来的访客（迟泽厚摄）。
鉴于我们是在劫难后重逢，我担心触及他的伤痛，便有意避谈“九一三”事件。然而，他似乎比我更加豁达，竟以轻松的口吻对我戏谑道：
“迟哥，如今我经营着一家小店，日子过得无比自在，真是精神抖擞！若当初就有如此政策，又何须如往昔那般，终日提心吊胆，承受那等苦楚，最终却落得一场空！”
他实则是在以正面的话语进行慰藉，但这反而让我心里更添苦楚，我又能作何回应呢？
两年时光转瞬即逝，他应众多故友的盛情相邀，携夫人一同回到了广州。由于他的熟人众多，昔日的部下遍布四方，他南下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在广州传开，湛江、海口乃至广西一些城市的老友和旧部也很快得知了这个喜讯，纷纷伸出橄榄枝，邀请他前往欢聚。
他擅于书法与绘画，因而前来广州向他求字求画的人数多达数十，让他忙得不可开交。
在这段对话中，我与对方展开了一场深入的交谈，他详细地叙述了自始至终卷入那场政治风波的种种经过。
2002年五月，我再次踏足洛阳，专程探望关光烈。起初，我前往他的府上拜访，不久后，他亦亲自至我下榻之处回访。每一次的相聚，我们总是畅所欲言，毫无拘束地进行深入的交谈。
此刻，我已与众多“九一三”事件的亲历者有所交流，亦查阅了一些寻常难以触及的资料，这使我对于该事件有了更为深刻的思索。
为了更深入地挖掘此次具有重大影响与深远意义，却因人为因素而显得错综复杂的政治事件，我不禁向他抛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不乏一些敏感之问。他则始终坦诚地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林彪宣传画
迟泽厚与关光烈谈记录
迟泽厚提及，据一份文件记载，自全国解放以来，林彪一直以生病为由，疑似在假装生病。那么，他究竟是否真的患有疾病？
关光烈坦言：“当然存在疾病。最早的病症源于1938年，当时不幸被国民党晋军误伤。而后续的诸多奇异病症，则主要与衡宝战役有关。”
1947年，我有幸在东北一瞥林彪的风采，当时他的身体状况颇为健朗。到了1949年，随军南征，却始终未能捕捉到白崇禧部队的主力，而49军在青树坪亦遭遇了小小的挫折，这使得他倍感焦虑。林彪用兵从不鲁莽行事，他日思夜想，不断调整战术部署，几夜几日难以入眠。
衡宝战役落幕之际，白崇禧麾下最为精锐的部队已然被尽数歼灭，其本人亦感力不从心，遂不得不返回武汉寻求治疗。
随后，他再度来到北京，时任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决定为他注射一种名为“苯巴比妥”或“鲁米那”的镇静药物，此药具有助眠功效。
自林彪事件爆发，传闻其沉迷于鸦片与吗啡的滥用，实则所言所指，正是此类药物。
自投身林彪麾下工作以来，他依旧日复一日地注射着这种针剂。负责为他注射的是一位男性卫生员——林彪身边并无女性工作人员相伴，叶群解释称，这是为了维护首长的形象。
林彪通常在晚上11时左右入眠，睡前会注射一针，注射完毕后，他人便不宜再打扰他。
翌日清晨，林彪常会与为战士们注射针剂的士兵们分享他前一晚的所思所感，并持续对经验进行深入总结。
林彪患有一种异常的病症，其特征为神经过度亢奋。他畏惧光线、水渍和微风，一提及腹泻便会应声而发，一提感冒便仿佛即刻降临。
他患感冒的方式与众不同，仅以汗流浃背为特征，而并无喷嚏之扰。即便感冒，他亦不卧床休养，而是端坐于沙发上。这让诸多医生对其病情感到困惑，难以洞察。
林彪体内留存着一颗子弹碎片，嵌于骨骼缝隙之中。鉴于手术风险颇高，此物至今未得移除。
林彪虽无重疾缠身，但多数内脏功能尚属正常。
迟泽厚询问：近日有消息指出林彪假装生病，传闻他一顿饭能吃掉一只兔子，这消息是否属实？
关光烈断然否认：“哪有此事！林彪的饭量极小，且饮食习惯颇为奇特。他所食用的菜肴，除了盐之外，不再添加任何调料。”
一顿饭往往仅有一尾小鱼，几片瘦弱的猪肉，一碟清炒青菜，一盅汤汁，以及一个微小的小馒头，饮食的选择似乎日益受限。
迟泽厚提问：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时，他持有何种心态？
关光烈表示，林彪性格内敛，喜怒不露于色，私下里未曾听闻他提及彭德怀。然而，我亲身经历了两次，林彪明确表示不愿担任国防部长。
在庐山会议的间隙，彭德怀遭受了批评，随之被免去职务，林彪则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某日，会议休憩期间，我前往林彪的住所（我们并未同住），他要求我向总理通报，称其身体状况欠佳，不宜继续担任国防部长一职。
他意欲总理转告毛。
叶群在场，却未发言。
我转身步出屋门，朝着山下的方向前行，仅走了二三十步，叶群便从屋内走出，将我拦下。她示意我暂缓拨打电话，并表示她需要先与“首长”就此事进行一番商议。
此事自此便无后续音讯，不得而知叶群与林彪之间具体商议了何等事宜。
在1962年3月的某日，林彪不幸患上了感冒，叶群便乘坐林彪的“吉斯”轿车前往王府井百货大楼。她委托我向毛泽东呈递一份报告，内容是林彪身体状况堪忧，恳请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我迅速草拟了一份文稿，随后向林彪进行了朗读。林彪表示满意，我便立刻前往办公室进行誊写。誊写完毕，我将文稿密封妥当，静待林彪的车辆归来，随后将文稿发出。当时，林彪身边仅有这一辆汽车，而且也只有这辆车能够驶入中南海。
叶群归来了，她一见到我便迫不及待地询问我外出期间所遇之事。我遂将林彪召唤我写信的经过娓娓道来。
她紧张地问：发了没？
我说还没有发。
她终于松了一口气，随即命令道：“务必压制，务必压制！待我传令。”
她反复强调：今后无论何时她不在家中，林彪交托的事项，无论紧急与否，均须待她归家后妥善处理。
林彪致毛泽东的汇报，就此搁置。至于其中内容，详情无从得知。
迟泽厚：如何评价叶群？
关光烈指出，这位女性野心勃勃，且手腕了得。林彪对于“复出政坛”的态度并不热切，甚至可以说多少带有被迫的成分。然而，叶群却对此情有独钟。若林彪不选择“复出”，叶群便无法获得她所渴望的显赫地位。归根结底，她的目标是要成为第一夫人。
林彪与叶群之间存在矛盾。表面上，叶群虽显出对林彪的畏惧与顺从，对其百般讨好，实则她掌握了一套应对林彪的策略，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他施加了影响力。许多叶群所为，林彪竟浑然不知。
迟泽厚：如何评价毛、林关系？
关光烈补充道：“让我们来谈谈一些具体的情况。每当秘书为林彪呈阅文件时，一旦文件中包含毛泽东的指示，他便会将文件保留下来。随后，他会不厌其烦地反复研读，用笔在文中圈点勾画，深入思考指示的深层含义，并思索如何准确执行和迎合这些指示。”
要说林彪对毛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我看未必。
迟泽厚提到，众多人指出林彪性格孤僻，不近人情，那么他本人是如何看待及处理人际关系的呢？
关光烈：林彪确实性格孤僻内向，少言寡语。我曾问过林彪的三弟，他说林彪从小就是这样，不爱讲话。所以，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带来的毛病。
他对社交应酬并不热衷，鲜少踏足他人府上，尤其对于接待外宾或是参加如登天安门等场合，总是感到颇为厌烦。
他与罗荣桓将军并肩作战数十年，按理说在工作层面应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然而私交方面却并不密切。
尽管1963年12月得知罗帅不幸离世的消息，他仍不顾路面因大雪而变得难以通行，毅然决然地要求我即刻准备车辆，陪伴他一同前往医院，以便他能够独自与罗帅的遗体进行告别。
在众多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中，林彪尤为看重粟裕。他曾经特地嘱咐我代为前往医院探望粟裕，而粟裕则表现得十分平静，并未流露出过分的感激之词。
林彪虽不喜与人交往，然对于造访的客人，他依旧礼遇有加。在我任职于“林办”期间，他曾下令，凡政治局委员级别的领导人均可随时接见。“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情形，则已不得而知。
此外，他特别强调：刘亚楼、陶铸、黄永胜、韩先楚这四位老部下将前来与他见面，无需事先请示。
他对下属，总能敏锐地发掘并充分利用他们的专长，而对于那些所谓的全能型人才，他却不甚青睐。自尊心虽强，但于工作中遇到难题，他通常不会将责任归咎于下属。
迟泽厚：见过林彪的手令吗？
关光烈回忆道：“林立果将我骗至北京，邀请我参与他们的活动，并向我出示了一封据称是林彪亲笔所写的‘手令’。”
“手令”版本多样，既有横排的，亦不乏竖行的。
他们出示了那件物品，我并不感到意外。在我任职于“林办”期间，叶群便曾对秘书们言明，鉴于首长书写之不便，众位同仁不妨模仿其笔迹，如有需要，亦可代为批阅与签署。
众多秘书之中，不乏热衷于模仿林彪书法之人。对此，我明确表达了我的立场：虽无力干涉你们的追求，但我个人却绝不效仿。
“小舰队”中也有人模仿林彪的字。“小舰队”有些人还是很聪明的。
迟泽厚疑惑地问：“我有些不明白，老兄您是个洞察力很强的人，又曾在中央担任多年秘书职位，既然您判断林立果是在利用林彪的名义进行非法活动，为何不亲自前往中南海进行汇报？若是您及时汇报，或许就能阻止这场灾难的发生。”
（关光烈晋升为副军职，并被任命为43军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已打印完成，正待正式发布。然而，“9.13”事件爆发，原命令随即被取消，关光烈随即被捕并接受调查——编者注。）
关光烈：时至今日，回首往事，一切已然变得明朗。然而，当时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又有谁能预料到其中的原委呢！
然而，我深知其中关系错综复杂，一方是崇高的领袖，另一方则被称作副统帅。自离京已有六七个年头，对于内情我一无所知，若贸然行事，恐怕会引发无法挽回的大祸！
更兼我行动受限，林立果等人对我实施了监视。
再者，自离开中央机关已久，若欲向上级高层反馈情势，亦是颇多难处，不如就此作罢。只得认命，听任天命安排。毕竟，我未曾行恶便是。
迟泽厚问：林彪想过自己结局吗？
关光烈表示，林彪是个情感内敛、不轻易流露的人。然而，通过我的观察，他似乎对自己的结局有所预想，却未曾料到它竟会如此迅速，且结局如此凄惨。
《南方周末》文章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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